【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关于亚投行草案的建议

    
    摘要:尽管亚投行草案中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国际特赦组织仍然对草案部分内容表示忧虑,尤其是在以下几个方面:政策中存在大量漏洞以及一些免除银行责任的条款;草案中的一些用语容易引起误解或自相矛盾;草案中的一些重大缺陷如果不加以弥补可能削弱政策的整体威慑力。这些政策弱点带来的风险是,亚投行将对可能导致负面人权影响的项目进行支持。

国际特赦组织

对亚投行《环境与社会框架》咨询提出的意见

供亚投行全体意向创始成员国阅

1.引言: 总体评价及关注

国际特赦组织很高兴有机会向亚投行《环境与社会框架》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出意见。亚投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或“银行”)编制该草案,为应对其未来投资活动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政策标准提供了基础,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我们还注意到,草案在某些方面有很好的表现,某些规定比其他更早建立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更强。比如,亚投行在草案中规定,其政策将适用于其所有投资。国际特赦组织对此表示支持, 我们认为,尤其是与世界银行的现有政策草案相比,亚投行的这一立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世行的政策仅仅适用于投资贷款,尽管这一部分贷款在世界银行的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正在不断缩小。

尽管亚投行草案中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国际特赦组织仍然对草案部分内容表示忧虑,尤其是在以下几个方面:政策中存在大量漏洞以及一些免除银行责任的条款;草案中的一些用语容易引起误解或自相矛盾;草案中的一些重大缺陷如果不加以弥补可能削弱政策的整体威慑力。这些政策弱点带来的风险是,亚投行将对可能导致负面人权影响的项目进行支持。

比如,亚投行在其愿景中(草案第七段)表示,“亚投行相信,社会的发展和包容性对于健康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于亚投行来说,包容性意味着赋予所有公民以与符合所在地情况的方式参与发展过程并从中受益的权力。”这样的免责声明清楚地表明,所在地的情况能够超越银行自身的政策框架,而银行无需进行进一步的考量。这可能意味着,比如说,由于当地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可能受某一项目进程影响的社区无法就项目表达意见,而银行将不会对这一事实进行考虑。同样,在同一段落的末尾,草案规定,“在这一问题上,亚投行的业务运作力求以与银行《协定》相一致的方式对这些人权予以支持并鼓励对这些权利的尊重。”这与该段落的其他部分相冲突,可能削弱借款国的人权义务。因此,国际特赦组织强烈建议亚投行删除对其《协定》的这一引用。亚投行《协定》以及世界银行等其他银行的类似文件不应当被用来随意限制借款国的国际法律义务的范围。许多国家的政府、独立专家学者及非政府组织已经对此表示广泛忧虑,认为这一做法是不可持续的,[1]而这种不遵守人权义务的做法无益于提高发展效率。[2] 此外,越来越多的多边开发银行的成员国已经开始承认这种做法需要进行调整。[3]

我们认为,现行草案存在以下重大漏洞:(a)对人权标准的引用不足,政策和项目进程安排中需要加强银行的尽职审查义务以确定所有潜在的人权影响、问责程序、后果及受影响群体获取信息的渠道;(b)缺少关于如何以借款国及企业制度取代银行自身政策的详细规定;(c)缺少对通过金融中介机构进行借贷的透明度的规定;及(d)有关移民安置、原住民、性别问题和劳工权益方面的标准不足。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阐述,并提出具体建议供亚投行在对现有草案进行修订的过程中予以考虑。

国际特赦组织赞赏亚投行给予提出建议的机会,但我们仍然希望强调,草案磋商的期限应当更长,以便我们及许多其他各方对政策全文提出更加详细的意见(详见下文)。如果亚投行决定延长磋商期限或者进行第二轮磋商以对最终的草案征集意见,我们非常乐意提供进一步的意见。

本意见也将提交给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2. 有意义的草案磋商过程和全面深入的审查

尽管亚投行将磋商延长了两个星期,但总共六个星期的磋商期限远不足以覆盖大多数利益相关者,尤其是那些最脆弱和最边缘化的群体,因此,这不能算是有意义的磋商。更为严重的是,银行没有告知感兴趣各方磋商开始的确切时间。此外,磋商只使用英语且仅采用视频方式进行而非面对面的会谈,这进一步限制了亚洲许多公民团体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以及原住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参与。这与亚投行声称的努力确保发展过程中的参与性的目标不相一致。另外,亚投行早期做出承诺称,对政策、标准和程序进行审查的目的是对其进行修正,以体现它们在项目运行中适用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承诺听上去很有意义,但事实上,由于时间仓促,那些长期就类似政策(如,相对于世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开展工作的组织的专业知识可能没有被充分考虑,这使亚投行的承诺无法兑现。

再者,银行在其《协定》中[4]声称其有意在近期起草信息披露政策和问责机制,我们非常欢迎这一声明,但至今并未看到这些政策出台。我们希望亚投行尽快起草这些政策并就其开展有意义的磋商。

3. 健全的人权尽职义务

亚投行在其草案中明确的政策目标表明了银行承诺支持客户执行本国法律及其签署的有关国际协议。[5]我们对此表示欢迎,而且这的确非常重要,但这些承诺并不完全与草案的其他内容融洽一致。为了确保草案中做出的承诺至始至终体现在整个政策中,国际特赦组织敦促亚投行设立足够的人权尽职程序,以正确地界定、防止和(如果防止已不可能)减少银行支持的一切活动导致的人权影响。具体建议如下:

1)确保政策完全符合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国际义务,必要时在草案中明确参照相关国际人权法及人权标准;

2)确保愿景(草案第七段)明确反映银行关于尊重人权及采取一切合理措施确保银行一切活动都不会导致、促成、有助于或加剧对人权的侵犯的承诺;

3)对项目或其他特定活动进行资助前,对借款国的国际法律义务、该义务在国内法律、政策和实践中的落实情况,以及该国人权表现的历史记录进行评估。亚投行还应当对借款国承诺遵守银行政策的情况进行评估。这些评估结果应当很好地利用,以充分界定、预防和(在预防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减少项目的一切潜在的负面人权影响。值得着重强调的是,这一尽职调查过程的目标不应当是亚投行基于借款国政府人权记录来判定是否对项目进行资助,而应当是以防止环境和社会负面影响为目的建立足够强有力的安保政策、实施及监督机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不是要求亚投行成为人权警察,而是希望亚投行确保其行为不导致任何损害。

4. 验证、执行和监督

草案似乎认可了项目执行、亚投行独立验证机制的重要性,以及在特定情况下独立咨询小组参与以对项目负面影响进行完整界定和管理的必要性,但草案内容并不能确保这些承诺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得以兑现。

比如,亚投行《环境与社会政策》第22段规定,“亚投行要求客户在合理的时间期限内,以亚投行接受的方式对其项目运营进行评估和准备,以达到相关保障政策的要求。” 这一非常开放性的要求可能会对项目的执行起破坏作用。因为在还没有对环境与社会影响做必要的评价的情况下,就做出对项目是否投资或如何应对项目影响的决定。这也可能降低对项目影响的可问责性。因此,这一条文应当进行修改,明确规定充分的人权尽职程序是必要的,且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于项目批准之前、在亚投行接受的合理时间期限内完成。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条件,这一重要问题可能被忽视,亚投行将会暴露在财务和声誉风险之下并可能违背成员国的国际人权义务。基于以上的原因,除非亚投行对草案做出修改,现行草案框架无法防止人权侵犯的发生。[6]

5. 透明度:信息披露与分阶段的方式

我们注意到草案规定所有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及有关文件都予以公布,还默认规定“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应当在董事会做出项目批准之前予以公布。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草案其他部分存在与此相矛盾的用语。尤其是第37段和第58段似乎允许某些情况下“移民安置行动计划”这样的重要文件或其他界定项目对原住民影响的文件可以在董事会批准项目之后以“分阶段的方式”作出。而整个草案又没有明确规定这种分阶段的方式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适用。很明显,在对项目的所有潜在影响进行独立分析之前就对其予以批准是与尽职审查的要求以及受影响社区的知情权相违背的。

国际特赦组织认为,亚投行应当达到信息披露的最高标准,对于高风险项目,应确保要求在董事会批准前不少于120日完整披露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报告,且相关文件应向可能受影响的社区公开。鉴于亚投行也有意直接对企业进行投资,客户保密协定将适用于这样的投资,基于此,信息披露将会十分有限而且受制于“不伤害原则”。

6. 金融中介机构

虽然我们清楚草案要求亚投行进行尽职审查以对金融中介机构的政策和程序、执行能力和项目组合进行评估,[7]国际特赦组织敦促亚投行,在将拟定政策做法最终确定下来用于金融中介机构融资之前,充分考虑最近对这类借贷业务内在风险进行了着重分析的报告[8]。按照目前的界定,这类借贷活动中的尽职审查义务应当扩展到至少要求所有金融中介机构客户尽早公开披露所有将接受资助的子项目以保证公众有机会进行监督。

7. 采用借款国和企业制度

草案没有就如何及何时采用借款国制度替代亚投行政策的问题进行足够具体的规定。亚投行应当确立清晰的标准,这样才有助于就采用借款国制度的可行性做出决策。这些标准还应当确保借款国制度的运用不会将可能受亚投行活动影响的社区置于不必要的风险之中。这应当包括强有力的监督措施和有效的政策执行。

与适用借款国制度相关联,加强借款国机构的能力会很有意义,但还有许多因素亚投行应当考虑并加以应对:法律和规范的强制执行;受借款国和企业活动影响群体使用司法和非司法救济机制的可及性;企业对法律制度和法律执行的影响程度。无论亚投行决定适用何种制度,应当明确的是,将责任转移给借款国不会免除亚投行自身的人权责任。作为一个机构,亚投行仍然对其决定资助的项目和活动产生的人权影响负责,无论借款国的行为如何,这一责任始终存在。

作为其方法论的一部分,亚投行应当对“项目层面的申诉机制”(详见下文)在借款国的可用性、可信性、独立性及借款国地方和中央机构实施该机制的历史记录进行评估。如果借款国没有良好的历史记录或者在申诉机制能力方面存在缺陷,亚投行应当在评估分析中提出贯彻申诉机制和加强申诉回应能力的行动计划。这一行动计划应当在任何项目支持进行审核之前及借款国和客户企业制度适用之前提出。此外,亚投行应当提供清晰的指南和实用的工具以支持申诉机制实施及借款国的能力提升。申诉机制的实施(包括预算分配和能力建设)也应当体现在亚投行的评估分析和行动计划当中。

另外,国际特赦组织对草案中缺乏有关适用企业制度的清晰规定表示深切忧虑。我们的经验显示,许多参与开发发展项目(如采掘业项目[9])的公司(或客户)未能对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充分管理。相应地,对企业制度的依赖会削弱对受项目影响社区及环境的保护。

8. 问责性:亚投行监督机制

亚投行《环境与社会政策》草案[10]规定,受其运营负面影响的人群可以向银行监督机制投诉。然而,该草案的脚注12注明,该监督机制正在制定,该政策制定完成之前将由意向创始成员国进行审核。我们强烈建议亚投行就该机制的政策和程序进行有意义和参与式的公众磋商,以确保从其他问责机制的实践中吸取教训并确保已经提出意见的群体能得到充分考虑。

《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为申诉机制或非司法机制最佳实践确立了良好的标准。[11]国际特赦组织呼吁亚投行和其他意向创始成员国确保其将来的申诉机制建立在这样强有力的原则基础之上。我们相信,这些原则至少应当基于以下几个要素:

(a)合法性及独立性:从而取得这些机制将要适用的利益相关者的信任;

(b)便利性:这些机制应当让所有其将要适用的利益相关者方便使用,并对可能面临特别障碍的人群提供足够的协助;这将意味着,比如说,亚投行的环境与社会政策应当要求客户必须就其申诉机制的存在与可能受影响的社区进行沟通;

(c)可预见性:为机制的每一阶段设立清晰和可知的程序,且具有指示性的期限规定,并明确机制的类型、可能产生的结果、以及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方式;

(d)平等性:尽力确保使用这些机制的群体能够以平等且知情的方式,获取所有参与救济过程有关的信息、建议和专业资源。这些机制应当尽可能消除权力不平等;

(e)透明性:确保使用这些机制的人群及其代理人了解项目进程,并提供有关机制履行的充分信息以建立对其效率的信心;

(f)与其他权利的兼容性:确保这些机制的进程和结果与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及亚投行相关政策相一致;

(g)可执行性:亚投行董事会应当执行适当步骤的问责机制的建议,确保受影响人群获得补救:以及

(h)增强有效性:吸取相关的经验教训以改进问责制并减少申诉事件的发生,解决亚投行《环境与社会框架》与有关政策之间的系统性问题。

9. 问责性:项目层面申诉机制

亚投行要求客户建立项目层面申诉机制,以回应“认为受到项目运作的环境和社会负面影响的人群”的关切[12]。但是,环境与社会政策并未详细说明申诉机制应该遵循的评判标准。[13]政策声称申诉机制必须是合适的;[14]但这还是很不明确。

如果《框架》没有基于最佳实践设立清晰的项目运作要求,用于处理和调解问题的项目层面申诉机制就可能成为一个无效的工具,从而也会失去受影响社区的信任。

同样重要的是,亚投行还应纳入保护投诉者不会因提起投诉而遭受报复的规定。这些规定应包含但不限于:必要时允许投诉者匿名。

10. 亚投行标准与创始成员国国际协议的高标准相一致

我们赞同亚投行的使命明确规定机构将和现有的多边发展银行及其他发展伙伴紧密合作,其融资是为了对它们的工作进行补充和完善。国际特赦组织认为,为了最终实现公平而非恶性的竞争环境,尤为重要的是所有多边发展银行制定能体现最佳实践的共同标准。然而,对此我们不得不强调,至今多边发展银行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各不相同。

因此,我们鼓励亚投行始终致力于满足所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最高标准,努力确保其自身标准充分反映其成员国的国际环境与社会法律责任,包括与人权相关的责任,如上述强调的人权尽职调查部分。

11. 劳工权利

国际特赦组织赞同包含了与雇佣条件有关的基本规定,考虑到相关问题的重要性和潜在复杂性,国际特赦组织建议,将ESS1中涉及到的工作环境和社区健康及安全的相关条款归为一个单独的环境与社会标准,并明确参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八项核心劳工公约。

《框架》的适用范围应扩大至分包商、第三方以及社区劳工。劳工管理系统的要求(第26页)应该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项目运作都适用。应该要求客户确保非歧视性原则,禁止基于任何原因在招聘、工人待遇、雇佣条款和条件及报酬方面存在歧视行为。《框架》尤其应该要求客户确保为怀孕的工作人员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公平的非歧视的休产假条款,反歧视生育保护。

如果国家法律承认工人享有自由组建及参与工人组织、并进行不受干涉的集体谈判的权利,那么《框架》应该要求客户遵守这些国家法律。当国家法律不承认这些权利时,客户应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标准制定替代机制。

《框架》制定了与项目运作有关的雇佣18周岁以下儿童的要求(第26页,童工和强制劳动)。明确禁止任何有害形式的童工以及雇佣最低法定年龄以下的儿童。通常,《框架》应要求借款方遵守国际劳工组织第182号公约《关于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1999年)和第138号《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1973年)。

12. 性别

《框架》中关于性别的某些方面可以加强。如《框架》第13段,亚投行认为客户“有必要”关注负面性别影响的措辞非常薄弱。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措施能够确保由银行项目造成的性别不平等不会变得更糟。同样地,亚投行鼓励其客户只“在相关情况下”促进机会平等和妇女权益,这就给了客户认为其不相关的可乘之机,尽管事实是所有发展项目中都存在着性别问题。

第二部分——ESS1 评估过程应确保女性公平有效的参与磋商。(第22页)

评估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社会风险和影响部分(第25页)应该包含:项目给社区内不同群体造成的不同影响(如女性和男性,老人和年轻人,少数族群等)。因此,它应该重新制定以要求对潜在受影响的人群多样性进行评估,对正受到歧视且可能受到更多或不同负面影响的群体给予特别关注。

ESS2第3段——磋商——修改弱势群体术语。具体而言,“弱势群体”一词不应该用于女性。

13. 非自愿移民

国际特赦组织赞同亚投行《框架》第60段对于涉及或导致强行搬迁的项目银行都不会予以融资的规定。但是,在基础设施发展项目中经常会发生强行搬迁,为了给免遭强行搬迁提供更多保护,有必要修改脚注13,纳入在行使土地征用权的过程中进行搬迁的需要。如脚注所述,这不仅确保了与国家法律和ESS2规定的相一致,也确保了与国际人权标准在搬迁方面的要求相一致。

另外,ESS2第2段范围和适用性,为确保充分减缓非自愿移民受到的负面影响,国际特赦组织提议做出如下修改:

范围和适用性:国际特赦组织主张ESS2不止适用于项目运作造成的过去、现在或将来的非自愿移民风险,也适用于与项目运作有关的干预或项目造成的类似风险。

ESS2第3段,对客户的要求,国际特赦组织提议做以下修改:

计划范围。鉴于在人们被重新安置之前就将确定非自愿移民计划的执行范围,因此,在该部分修改本条术语以明确人口普查时的“移民”而非当前所描述的“无家可归者”是非常重要的。

磋商。关于实施有意义的磋商的要求,重要的是客户不仅是如ESS2所规定的那样通知被移民的人他们的权利和安置方案,还应该与他们就此进行磋商。

申诉机制。国际特赦组织赞同要求客户制定有效的申诉处理机制,但同样重要且必要的是,还应该要求客户告诉受项目影响人群当项目运作违反《环境与社会框架》时的申诉机制。

安置援助。关于安置援助的规定,国际特赦组织在此强调其重要性:不仅是如文中(a)规定的提供“更好的”住房,而是提供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4号一般性意见规定的“适足的”住房。

无所有权或法定权利的人。没有土地所有权或任何受认可的土地合法权利的人也有资格获得安置援助,这一点很重要,然而,为了确保充分减缓项目运作的影响,他们也必须享有获得生计恢复援助的资格。

国际特赦组织还担心,ESS2没有承认项目运作对租户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在项目运作区域内生活或工作的这一类人群,他们受到的影响完全没有被提及。国际特赦组织呼吁,ESS2以认可在项目运作区域内的租户也享有以下权利的方式做出修改,包括安置援助、对非土地资产的补偿以及生计恢复援助的权利。

非自愿移民给受项目影响人群造成了生活和生计上的严重干扰:包括直接的和长期的影响。ESS2中应明确要求,在适当的情形下,客户优先提供可替代土地或住房,这将是减少这些影响并确保发展真正无歧视的惠及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金补偿不应被视为一种可行的补充方案。

14. 原住民(参照附件1)

《框架》应规定当行使土地征用权或征用原住民所有、居住或使用的土地时,所有拟建行动方案都必须遵循ESS3.

ESS3规定对原住民受到的潜在影响进行评估(第3段,社会评价小节)。至关重要的是,受影响原住民应参与该评估,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确认其权利、利益及生计受到的所有潜在影响。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要求的各种情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对于惯例所有的土地权属,确保采用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对其进行正式的法律上的审核将至关重要。(如ESS3第3段行动计划所述)——作为FPIC的一部分,所有权审核必须审慎执行,以避免对社区的可持续性带来长期伤害。《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规定,原住民无论何时受到拟建方案的影响,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原则都适用。但是,并非所有情况都要求同等程度的磋商。FPIC审核力度的范围和程度,以及对受影响原住民决策结果的尊重程度,与对受影响人群权利的潜在伤害程度以及社区的自我认同和生存存在直接的关联。

银行有责任确保一个包容性的FPIC过程。包括女性和不同世代的社区所有阶层,都能参与磋商过程并影响决策。

在此应该规定FPIC过程中,所有信息都以原住民可理解的形式提供,包括:拟议行动的性质;对土地、权利和资源的影响;拟定的利益共享机制;有哪些替代方案以及没有采用这些替代方案的原因;从社区外部流入的劳动力和设备的细节,他们要在社区呆多长时间;原住民的身份及国家法律、国际法律规定的相关权利;主承包方和分包商的身份以及他们参与的其他项目。整个过程不得有强迫、威胁、贿赂、不平等谈判(即意味着为原住民提供中立的技术援助,而借款方将付出成本)。

值得赞同的是,对于过去与传统土地所隔离的人,ESS并没要求隔离要发生于社区存在的时期内才被认为是原住民。

ESS3脚注1(至第2段)规定可以采用替代性术语(取代“原住民”)。对原住民而言他们作为原住民的身份被接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构成原住民自决权的一个要素。如果采用替代性术语,将很可能破坏与受影响人群的关系(及磋商)。因此,无论采用哪种术语,必须明确规定, ESS3的条款以及关于原住民国际标准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

这里只简单提及了,如果在受影响土地上原住民的文化遗产有受影响风险时获得FPIC的要求。保障政策应提供一个潜在受影响原住民能充分且有效参与的识别文化遗产风险的过程。但没有提到对原住民在精神、文化和物质福利及生计上都依赖的生物多样性所遭受的风险,或者保护附属于这些生物多样性的知识产权的需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知识产权的措施必须作为原住民计划的一部分加以制定,而且要有受影响社区有意义的磋商。

 

附件1:ESS3 环境与社会标准(原住民)

在附件中我们提供一些具体建议,我们相信这些建议可以使保障政策符合原住民权利的国际标准。

第1段

建议增加(建议用斜体文字显示):

“(c)可以积极参与影响他们的项目运作,包括设计、实施、监督和评估阶段。”

第2段

以下内容应去掉:

“他人对此身份的认可;”因为这意味着原住民身份的识别过程将与国家的认可(或者不认可)相关(这违反了国际原住民人权标准)。

如果有必要可以在此加入一个脚注:“应当接受相关人群作为原住民的自我认同,除非本国和/或相邻国家的其他原住民、国际原住民运动、国内和国际公民社会达成共识,称该原住民身份是伪造的。这并不是由政府作出的对原住民财产的单方决定(参考人权事务委员会,第23号一般性意见第27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3段

避免影响

此处所述情形似乎并不能缩小需要获得有关人群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影响范围。但是,该情形很可能对原住民权利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还可能危及原住民作为一个共同群体的身份和生存的可持续性(比如一个有争议的保护区对社区具有重要的文化或精神意义)。对该种情形FPIC的适用性需要被认可。

成比例

建议增加如下内容(斜体):

“……拥有、使用和获得土地及自然资源的习惯权利”

“文化和集体完整性以及遗产”

“以及原住民知识和知识产权;自治和决策结构和过程”

(注意:在第二部分:ESP和ESS第26段下的同样文本应做同样的修改)


[1] http://www.law.nyu.edu/sites/default/files/Philip_Alston_Annual_Workshop_Keynote.pdf

[2]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70/274

[3] https://consultations.worldbank.org/Data/hub/files/consultation-template/review-and-update-world-bank-safeguard-policies/en/materials/safeguard_statement_mcguire.pdf

[4] AIIB article of associations 34 and 26


[5] AIIB consultation draft - Objectives of the ESF pay 2

[6] For suggestions related to what a 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process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uld look like please refer to WB and IFC submissions http://www.amnesty.se/upload/files/2014/08/07/AI%20Submission%20to%20the%20WB%20Safeguards%20Policies%20 Review%20and%20Update%20April%202013.pdf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ior80/004/2010/en/

[7] ESP, para 20

[8] See eg Compliance Advisor Ombudsman (CAO), Audit of a Sample of IFC Investments in Third Party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February 2013). IFC, management response to the CAO Audit of a Sample of IFC Investments in Third Party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E&S Risk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4 September 2013).

[9] https://www.amnesty.org/en/search/?q=shell

[10] Paragraph 51 and footnote 12 of the ESP

[11]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un-guiding-principles/text-of-the-un-guiding-principles

[12] 亚投行环境与社会政策,第50段

[13] 同上

[14] 同上